1、成书经过等问题
《难经》不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最早见之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但未署何人撰著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始题为秦越人所撰。按唐t杨玄操《黄帝八十一难经注》自序曰：“黄帝八十一难者，斯乃勃海秦越人所作也。越人受桑君之秘术，遂洞明医道，至能彻视腑脏，刳肠剔心，以其与车辕日时扁鹊相类，乃号之为扁鹊”。所以一般认为《难经》为秦越人所撰的说法实始于唐·杨玄操，但在唐·王焘著《外台秘要方》中载有《删繁方》“六极论”引了二十四难文，并且称之为扁鹊日，文字虽稍有出人，但可以肯定是出于《难经》的。《删繁方》为谢士秦所撰，谢是隋前的人，可见南北朝时已有秦越人著的证据。日本人丹渡元胤《医籍考》说：“余尝观宋版《史记·扁鹊传》僧幻云附标所引《难经》，似是玄操原本，载其卷首名衔日，卢国秦越人撰，吴太医令吕广注，前歙州歙县尉杨玄操演，据此吕广注本似署越人名，然则士泰所称，殆循其旧者欤？”可见在唐以前就可能有秦越人所著之说。但是《难经》如出自扁鹊，那当然是先秦人的医学名著，为什么南北匕朝以后才著录？是刘歆、班固遗漏，还是出自其后？《难经》之名始见于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序，“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……”《八十一难》当指此书。《难经》的注家最早的是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，西晋时王叔和撰《脉经》引用了《难经》中有关脉学的绝大部分资料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脉经》引《难经》的各个部分没有提到引自《难经》。《脉经》中投有《难经》这个书名，而在《脉经》弓l扁鹊时则直书扁鹊，不名为出自《难经》，根据以上情况，仲景所说，王叔和所引就是此书，因为《脉经》引《内经》亦有时不提书名。
《内经》著成当在汉代，根据《难经》中有多处引用《内经》，并做进一步的分析解释等等情况来看，《难经》的著成当在东汉时期，不会再早，但亦不会再晚。至于出自秦越人扁鹊所著的问题是靠不住、亦是不太可能的。
《难经》的成书经过是有些曲折乃至于某些问题是较隐晦，甚至于是很不清楚的，但从它问世以后，在古籍中可以说是流传得最理想的。关于阙误、错简，乃至于真伪等问题，古人一般没有异议，只有宋周与权，著有《难经辨正释疑》、《扁鹊八十一难般辨正条例》、滑伯仁《难经本义》认为，周仲立、李子埜辈擅加笔削，今并不从。但滑氏的《难经本义》中亦有“阙误总类”一篇，指出经文的缺讹和错筒等问题。近人张山雷著《难经汇注笺正》一书，有“考异”一卷。少数人认为八十一难的次序已非原貌，如清代的丁锦著有《古本难经阐注》，日本人腾万卿著有《难经古义》等，但亦都是“想当然尔”的性质，并没有什么客观性质的证据。清末廖平以他“公羊家”的习惯和某些成见认为《难经》是伪撰的，不是古真本《难经》。他讹：“《难经》之伪，凡深于医者皆知之，后人犹强为辩护者，不过以《史记》张守节《正义》，引杨元操序以为秦越人耳。使其书早出，集解索引何不引据，今考《正义》引《素问》十一条，《素问》皆无其文，又引《素问》而无《灵枢》，是其于医学毫无研究可知。又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诊法，原书无一与《难经》同者，是《难经》与《脉诀》，世俗虽有流传，老医达人皆鄙不夷屑道《正义》因素不习医喜其简易，故摭拾以塞责”。廖氏主观意识很强，张守节不是医家，不能以他工作的不足来否定一部医经。他对《素问》的引证见不见于原书，引不引证《灵枢》，这与《难经》的真伪又有什么关系昵？廖氏这种论证方法明显是不合理的。另外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时早已是用独取寸口法了，怎么能说与《难经》截然不同呢？受廖氏影响，恽铁樵亦有类似的论调，他说：“中国古医书之荒谬者，无过于《难经》，《难经》号称秦越人著，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不见其目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无之（按《隋书–经籍志》已著景《难经》），《新唐书》始言之（按《旧廖书·经籍志》已著录且题秦越人撰），此必后出之书，当在东汉之后。夫躯体内景，决非肉眼可见者能于治疗有所补益，以致古书皆不可言而《难经》独言之。肝何故沉，肺何故浮，胃重几斤，肠长几丈，粗劣荒谬，至为可笑。且《难经》每一首问之下，必按一然宇，遍检经史诸子，无有类此文法者，是其不通医生拾汉人吐余，托名伪撰之书”。从著者的角度讲《难经》应当是伪书，清人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已明确指出。《难经》文字亦确实卑弱，但有关解剖内容，现传世《内经>亦有所载。非古书皆不言，廖氏本非医家，恽铁樵中年转而为医，其人其学似均高出医学流辈，但以言临床医疗实践，则未能或先。廖氏主观，挥氏于医籍寡学，且自以为身为学者，笔峰犀利，于医家者流颇为蔑视，对《难经》这样有用之书，一笔抹杀，这正是儒而医之弊，与古代许叔檄、朱丹溪、王宇泰等撰医相比，说是不算通医，亦不为过。
关于对《难经》的认识，以日本人丹渡元胤在他著的《医籍考》中的说法为较公允：“又按《八十一难经》，较之于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，其语气稍弱，似出东都以后之人，而其所记又有与当时之语相类者，若元气之称，始见于董仲舒《春秋繁廖》，杨雄《解嘲》，而至后汉，比比称之。男生于寅，女生于申，《说文》包字注、高诱《淮南子》注，《离骚》章句，俱载其说。术所以沉，金所以浮，出于《白虎通》。金生于巳，水生于申，泻南方火，补北方水之类，并是五行纬说家之言，而素灵中未有道及者，特见于此经。且此经诊脉之法，分为三部，其事约易明，自张仲景、王叔和辈执而用之，遒在医家实为不磨之钤式，然微之素灵业己不同，稽之仓公‘诊籍’复义不合，则恐其古法隐奥，以不遽易辨识，故至后汉或罕传其术者，于足时师据《素问》有二部九候之称，仿而演之，以作一家‘言者欤？其决非西京之文者，可以观矣”。当属承平之论。
2、书名文义问题
《难经》的难字，有两种解释，一是“问难”之难，读作去声，如《韩非子》有“说难”篇，东方朔有“答客难”、司马柑如有“难蜀父老”等。《难经》亦是设为诘责问难之形式，通过问答以阐述讲义，在古代一直是作为问难解的：如隋·肖占《五行大义》，唐·李善《文选七发》注，《太平御览》于此书作八十问，而不作八十一难。或作问，或作难，可见难字是作问难讲无疑的。宋，季驹说：“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，卢国秦越人所撰假设问答，以释疑难之义”。清·徐大椿《难经经释》序说：“以灵素之微言奥旨，引端未发者，设为问答之语，俾畅厥义也”。都以“难”字为问答、诘问之义。此外，杨立操在《集往难经》序中说：“按黄帝有《内经》二帙、帙各九卷，而其义幽赜，殆难穷览，越人乃采撷英华，抄撮精要，二部经内，凡八十一章，勒成卷轴，伸演其旨，探微索隐，传世后昆，名为八十一难，以其理趣深远，非卒易了故也”。这样就是难易的难二应当读阳平声了。如果从全书的体例性质和传统的说法看，还是前一种问难之难的读法与解释为正确。
另外，《难经》文气确实有卑弱猥琐的问题，说是周秦西汉固然不类，就是东汉，亦非学人之笔，说是出于医家学者，流殆为近之。文中且有“以辞害意”之处，如焦“有名无形”一句话，引起后人很大的纷争，实际是文章语病，即此可她一斑。
3、《难经》与《内经》的关系
《难经》虽然亦称为“经”，但从内容形式上来看，它是“经解”，“依经作论”的性质，历代传奉注本多冠以“黄帝”，杨玄操序说：“以灵素之微言奥旨，引端未发者，、设为问答之语，俾畅厥义也”。所以一般都认为《难经》是解释《内经》的，羽翼《内经》的所以亦冠以黄帝云云。至清代徐大椿著《难经经释》，根据以上的观点，对《难经》与《内经》进行对比分析、注释和批判。凡例说：“是书总以经文为证，故不旁引他书。如经文无可证，则间引忡景《伤寒》，乃《金匮要略》两书，此犹汉人遗法，去古未远。若《甲乙经》、《脉经》，则偶一及之，然亦不过互相参考，并不据此以为驳辨，盖后人之书，不可反以证前人也。《难经》注释其著者，不下余家，今散亡已多，所见仅四五种，语多支离浅晦，惟滑氏《本义》，最有条理，然余亦不敢袭一语。盖《难经》本文理解已极明晓，其深文奥义，则俱本《内经》，令既以《内经》为诠释，则诸家臆说，总属可去，故训i估诠释，则依本文，辨论考证，则本《内经》，其间有章节句语错误处，前人已是正者，则亦证明某人之说，余则无前人一字，即有偶合，非故袭也。辨驳处，固以崇信《内经》违众独异，皆前人之所未及，即本文下诠解处，不可与前人台者，然此原属文理一定，i可异同，并非剿随，要亦必深思体认，通贯全经，而后出之，此处颇多苦心，故条理比前人稍密，则同中仍不无小异也：”徐氏《经释》问世虽晚，但确为此书佳注，但一定以现传世之《素问》《灵枢》论辨考证，则未尽切合实际，所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．》说：“是书以秦越人《八十一难经》有不合《内经》之旨者，援引经文以驳正之考《难经》汉《艺文志》不载，《隋志》始著于录，虽未必越人之书，然三国已有吕博望注本，而张机《伤寒论·平脉篇》中所称经说，今在第丘难中，则亦后汉良医之所为，历代以来与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并尊，绝无异论。大椿虽研究《内经》，未必学出古人上，遽相排斥，未见其然况椿所据者《内经》，而《素问》全元起本已佚其第七篇，唐十冰始得旧本补之，宋·林亿等校正，已称其天元纪大论以下，与《索问》余篇绝不相通，疑冰取《阴阳大埝》以补所亡，至‘刺法’、‘本病’二论，则冰本亦阙，其间字句异同，亿等又复有校改，注中题曰‘新校正’皆是，则《素问u》已为后人所乱，而《难经》反为古本。又滑寿《难经本义》列是书所引《内经》，而今本无之者，不止一条，则当时所见之本，与今亦不甚同，即有舛互，亦宜州存。遽执以驳《难经》之误，是何异谈六经者，执开元改隶之本，以驳汉博十耶？”清江《郑堂读书记》亦说：“澜溪谓《难经》非经，以灵素之微言奥旨，引端末发者，设为问答之语，俾畅厥义。因疑其说，有即以经文为释者，为悖经文而为释者，有颠倒经文以为释者。于是本其发难之情，先为申述《内经》本意，索其条理，随文诠释，既乃剔其异同，辨其是否，一遵《内经》之训，而证四之，故日《经释》。盖洄溪不知《难经》为古本，而反以王冰所著之《内经》为占本，宜其以《难经》为多所疵矣，然能逐难发挥，考证详明，亦可备读《难经》之一种云”。可见徐氏此著在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是与认识有关的，其问题在过分遵信今本《内经》，并不理解《难经》自有其独立意义，由于没有考虑到今本《内经》是不全的，王冰本《素问》今本朱熹不分，有不少壬冰羼进去的东西；《内经》本身就有不同的见解说法等。不但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有不同，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本身亦可以有不同，即在一篇之中，亦可以说法迥异，这在古书是常见的现像，不足为怪。今本《内经》以外，古之医经，号称《内经》的叉不止一家（见救志），甚至于《素问》和《灵枢》是不是《黄帝内经》，亦还是个问题。因为《汉志》只说是黄帝内经十八卷，外经十八卷，没有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之名，张仲景只提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，没有说它们就是《黄帝内经》，后朱皇甫谧著《甲乙经》，在序里说：“接《七略·艺文志》黄帝内径十八卷，今有《针经》九卷，《素问》九卷，二九十八卷即《内经》也”这只是他认为如此而已。后王冰叉以《素问》与《灵枢》为《内经》，《灵柩》是《针经》的别本，这亦是根据皇甫谧的意见加以变通，以后就成定案了。所以清·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认为证据不足，根本不承认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就是《黄帝内经》，持这种看法的亦不止姚氏一人。可是无论如何《索问》、《灵枢》亦是古医经，是医经家的著作，但若说东汉人见到的《内经》就是今本的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是“毋乃失考”的。《难经》异于《内经》之处亦必有之，这些有很多是莫可f稽考的事，一定要以今本《内经》作为尺子，确为“削足适履”之诮了。另外，《难经》虽有很多地方解释或论辩古医经的内容，但它亦有自己在学术上的独立性和方法上的创新等，最突出的如独取寸口法就是《内经》所没有的。《难经》不是百分之百的经解。
总之，《难经》有明显的“经解”，“依经作论”的性质，但不能胶执地以今本《内经》做绝对的对照、对号，同时《难经》亦有它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特点，不能忽视，亦不能抹杀。
